这次封杀行为依据的是当年6月该省高院会同有关部门下发的《规定》，该规定的一些内容对新闻报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具体的界定，例如“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表面看来，法院所依据的规则似乎有可以理解和同情的理由，那就是力图减少由于新闻报道的偏向而给司法过程带来不应有的压力，以确保司法公正。有关人士还举出了张金柱案为例，证明这样的规定以及惩戒记者的行为的合理性。的确，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如果媒体作出偏向性的报道和评论，势必会塑造某种偏颇的舆论环境，给从事审判的法官带来某种微妙的心理影响甚至直接的压力，有时这种压力之大，甚至完全可能导致法院不得不顺从媒体的指挥棒，在事实上形成媒体审判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就其内在性质而言，司法和传媒是相当对立的：媒体往往是一时一地民众情绪的传声筒，它缺乏司法决策所需要的那种严格依照规则的审慎特征，同时又具有多样化和多变性等不确定的因素。实际上，所谓司法独立，应当包括司法独立于媒体的影响，这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了。

    不过，这种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本身需要受到限制。例如，虽然对藐视法庭的惩罚可以由法院自行裁判，但是对于怎样的行为构成本罪却是必须由立法加以规定的。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一个机构自己制定规则，同时又自己解释规则并作出处罚，权力的运行就完全失去了制约，谁能保证法院不利用制定规则的机会想方设法专横地压缩媒体监督司法的空间呢？所以，按照分权学说的通例，法院只能按照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规则对于各种违法行为作出判决。如果涉及法院与传媒之间的关系，因为事关司法独立以及新闻自由等重大宪政问题，乃是需要国家通过基本法来调整的领域，即使最高法院也无权制定一般性规则更不必说一家地方法院了。而该省高院恰恰在这里超越了合理的界限——所谓《规定》分明是调整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大规则，法院又分明自家制定又自家适用。试问，如果受

罚媒体对于法院的处罚提出抗辩，他们又能够找什么机构说理呢？

　　既然“规定”本身就是越权的产物，常规立法过程中必要审议程序就不可能存在，其中出现一些专横武断的条款就毫不奇怪了。我们且看上面提到的规定：对于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媒体“不得进行采访报道”，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禁止令真正完全违反了审判公开的法律准则(宪法第125条，法院组织法第7条，刑事诉讼法第11条)。所谓审判公开，决不仅仅指审判过程对于当事人或他们的亲属公开，更包括一般公众有权获得与审判相关的信息。获取的途径一是可以自由地到法院旁听，另一种则是通过媒体及时而全面的报道。后者在现代社会里是一般公众了解司法过程的更重要的途径，不必说，也是人民对于司法权进行监督的途径。现代普通法早已确立的准则之一是，“不能禁止新闻界报道在法庭上业已展现的事实”，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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