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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古代妇女再婚问题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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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26 2:22:43 |
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23].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当然，其中最严的一条，还是沿袭前代规定立志守节的妇女不得被强制改嫁。 至元十三年三月，户部在上奏中认为“今后此等守志妇人，应继人，不得骚扰，听从所守，如却行召嫁，即各断罪，仍领收继。”对于守志孀妇，元政府和前代一样给予表彰，大德八年正月的诏书讲：“妇人服阕守志者，从其所愿。若志节卓异，无可养赡，官为给粮存恤。”《元史》所收入的节妇烈女也不比前代为少。
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北退，小叔收嫂这种在中原人看来多少有些奇特的风俗，也就在法律中被重新禁止。
六、明清时代 – 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愈发严厉和实际生活中再婚现象仍然存在
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渐趋腐朽和没落。反映在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上，两宋以来摧残人性的礼教的势力在继续扩张，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24].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25]，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26].” 《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明清时代，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27].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
不过，笔者以为，明清时代的妇女再婚在实际中受到很大阻碍，并为社会舆论所歧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时的妇女再婚，也并不象某些大学者所言“虽然为法律所不禁，但已极其困难”[28].从明清人所留下的大量案例记录、笔记实录等文字资料中，都能看到在普通百姓中，妇女再婚现象还是存在的。当然，因为有上文所引的法律的明文禁止，在官宦之家或是有较严的族规的大宗族内，此类事件是决无可能发生的了。
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据以作法制史的实证分析，但还是可以折射出许多当时的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弥补正史记录的不足。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再婚现象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阶层中间，并不是极其困难，而仍然时有出现。如《红楼梦》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带着女儿改嫁到尤家的[29].当然，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和有反封建意识的文人的思想感情。在广大农村，妇女再婚的问题恐怕不能得到类似宽容的待遇。不过，透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也使得我们了解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或者可以说，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丝新兴阶层所带来的亮色。
七、封建法律规定的废除和民间意识转变的艰难
清末起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仍是诸法合体的体例，其中基本沿用了《大清律》中对妇女再婚问题的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自嫁娶者，处罚。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不同的只是去掉了过去身体刑的规定。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之时，守旧派对于草案中的婚姻家庭部分，极力主张沿用传统的宗族、家长、服制等规定。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也主张作出不平等的规定。最后结果虽然在其“亲属编”引入了不少先进的西方理念和制度，但也保留了诸如宗祧继承、嫡庶之别等中国传统的陈旧规定。
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国民法典》，在亲属编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夫妻间地位不完全平等、实质上承认纳妾的合法化、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等。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妇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这部民法在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结束，六个月内不得再行结婚。”这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待婚期制度而设定的。表面来看，这和中国古代的制度有类似之处，实际上完全出于不同的立法目的。中国古制主要是为了体现宗族制下的伦理道德，体现夫权在其死后的延伸。而现代“待婚期”制度主要是基于这段时间内如果有子女出世，便于确定其生父[30].所以一旦妇女生产完毕，就不受待婚期制度的约束而可以自由再婚。
虽然如此，广大妇女在二十世纪初还远没有取得自由的再婚权利。大量的族约乡规不顾成文法的规定，继续限制妇女的再嫁。再加上国难不已、经济发展有限，文化教育的推广也成效不大。这使得当时的《中国民法典》没有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广大乡村得以切实地遵守、执行，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具文。妇女再婚权的束缚，一直非常严重。直到解放初期推行新《婚姻法》之后，由于大规模的宣传和经济基础的改变，民间对于此问题的认识才渐趋转变。
结论和思索
1.在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再婚问题上，一定要区分法律的规定、道德的要求以及社会舆论的评价
中国古代历代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正式法律规定，始终变化不大。那就是，女子再婚应被允许，只有特殊情况除外。如“居夫丧不得再嫁”等限制是周礼中已有的原则，只不过贯彻得越来越严。命妇不得改嫁虽然正式进入法条是在元明以后，但这之前实际中早有了类似的观念[31].而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评价也差异不大，那就是从《礼记》时开始的对妇女再婚行为的鄙夷和否定。其理论基础两千多年也未变，就是基于对夫妇关系有如天与地的区别这种尊卑关系式的理解[32].妻子当然要生前侍奉其夫，丈夫死亡或者被夫抛弃后仍要在夫权的余威下度过余生。
但是，几千年来，对于该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最初社会舆论和法律的规定是几乎一致的。那就是：节妇是应受到崇敬的，但再婚行为也不是什么大罪过。从先秦至于唐末，基本都是如此。其间，两汉和南北朝晚期，官方言论一度对于妇女贞节问题比较强调，社会舆论，尤其是贵族社会的舆论，曾倾向于对妇女再婚的负面评价，但都没有走到凌虐人性的地步。宋以后，社会舆论明显地偏离法律的规定，而趋近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把一项本来只有少数品行高洁之人才能做到的道德要求向社会公众提出，或者只能使该要求彻底虚伪化、无人遵守；或者会造成弱势团体的大量悲剧。而中国古代的妇女，恰恰不幸属于第二种情形。
所以说，妇女再婚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由法律层面向道德层面的逐渐变迁。考察这一过程，既使我们在学习研究中避免混淆不同问题、作出错误结论，也能为我们在法理学研究中对法的不确定性、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价值评价等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2.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和法律对妇女再婚问题比较宽容的几个时段，恰恰都是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不可否认，游牧民族历次入主中原，都曾经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较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代表，他们的到来经常使社会发展停滞、经济文化产生暂时的倒退。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存在。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地受礼教思想影响较少，比较丰富地保留了一些人类幼年时代男女平等、原始民主等思想的遗存。表现在妇女生活的领域，少数民族妇女往往较多地具有展示自身才能的机会，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地位也不绝对地低于男子。对于妇女再嫁，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中也少有限制。比如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皇后都有夫君驾崩后改嫁的例子。这些思想风尚随着民族的融合在中原地区传播，对于中国历史上几次妇女地位的相对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齐时，民间就有以女性为户主的习俗。隋唐时代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与此也有很大关联。及至元代，社会风气对妇女再嫁问题的评价也暂时地缓和。虽然，这些清新的风气都在延续一段时间后渐渐消退，汉族传统的礼教思想随着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而重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仍应该肯定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3.当今，我们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社会观念转变之艰难和重要性远甚于法律条文的修订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对于妇女再婚的最大障碍，决不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而在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之上。正是后两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恶性而畸形地发展，使得广大妇女饱受摧残。而且，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之中，社会道德和民间习惯往往比制定法有着更大的威严，并且不能轻易地随着制定法的规定而改变。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制定法一向禁止居父母丧而嫁娶、禁止小叔收嫂（元代例外，已如上述）。但是，据民国初年的调查，小叔收嫂在山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民间习惯中都有存在，可以说比比皆是。湖南、福建两省还有“孝堂成亲”之俗，专门订在父母丧期嫁娶[33].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民众处于赤贫的状态之中，顾不得什么礼教规定，但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缺乏对制定法的关注和尊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此，仅凭纸上的条文设定，还不能使中国的妇女完全自主地享有本应由其享有的全部权利。社会观念的问题不解决，妇女就不可能完全消灭从一而终的陋习。比如：二十世纪中叶的内战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半世纪以后，探亲者归来还能发现很多结发妻子始终未曾改嫁，苦熬一生，盼夫归来。从情感上来说，她们当然是很值得尊敬的，是否再婚也是个人自由，无可指摘。但是我们从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中，是否感受到了一些几千年来的道德规范久久不肯消散的力量呢？
毕竟，中国妇女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走上了独立、自强的道路。妇女再婚权这样一个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中整体地位的权利，在今天获得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普遍的赞同。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实现男女的完全平等以及妇女再婚权利的完全自主，我们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去完成。
注释：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嘉靖帝元配皇后陈氏亡故，嘉靖帝和她感情不好，禁止其先葬入帝陵。后来，继后方氏也先于他故去，却被他以曾救驾为名允许先葬入永陵，此事引起满朝官员的长时间争执。见《明史。皇后传》相关记载。
[③] 《礼记集说》，影印本，1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④] 《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诗经》中有很多反映男女自由恋爱，甚至私奔的篇章，如《溱洧》、《氓》等。
[⑤] 宣姜即上文齐女，春秋时称呼王妃，将其夫的谥号与其姓连称。如“文赢”“庄姜”等。
[⑥] 参见陶毅、明欣：《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1版，24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⑦] 范晔：《后汉书·列女传》所引《女诫》，27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⑧] 班固：《汉书·宣帝纪》， 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⑨] 范晔：《后汉书·宋弘传》，9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⑩] 范晔：《后汉书·列女传》，28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 陈寿：《三国志·吴书·妃嫔传》，11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陈寿：《三国志·魏书·后妃传》，1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 房玄龄等：《晋书·武帝纪》，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20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沈约：《宋书·后妃传》，12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 姚思廉：《梁书·顾宪之传》，7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 欧阳修等：《新唐书。公主传》，3642 – 36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 刘昫等：《旧唐书·列女传》，51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 《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唐宣宗时下诏：“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
[20] 脱脱等：《宋史·公主传》，87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1] 参见《宋刑统·斗讼律》。
[22] 班固：《汉书·匈奴传》，37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23] 参见《大元通制条格》卷3，户令。
[24] 此处照用了张铭新老师在课上所阐述的观点。
[25]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26] 《元典章·户部·婚姻》，转引自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7] 参见注4所引书，161 – 162页。
[28] 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1版，5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29] 见《红楼梦》第63回。
[30] 史尚宽：《亲属法论》，1版，217页，台湾，作者自版，1980。
[31] 《三国志·魏志·钟毓传》记载：魏嘉平中，钟毓为廷尉，始禁品官寡妻再嫁。转引自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456页。
[32]《仪礼。丧服传》：“夫者，妻之天也。”
[33]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转引自梁治平：《清代习惯法 – 社会与国家》，1版，69、7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上一页 [1] [2] 原文链接：浅论中国古代妇女再婚问题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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