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未认识现实中的证明标准之真谛，看不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超越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都只是关于主观信念的要求，因此，“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关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的争论，就因文不对题而显得无的放矢。例如，关于“客观真实”的标准与“法律真实”的标准孰宽孰严以及其高下的讨论，就显得毫无意义。即使是稍加分析，我们就能认识到，对英美法系的法官（陪审员）来说，如果犯罪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并不确实充分，那就完全有“合理”的理由予以怀疑；而对大陆法系的法官（陪审员）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犯罪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并不确实充分的时候，还能形成“内心确信”，那才是咄咄怪事。由此可见，就认识主体达到“超越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这类对有罪指控的相信程度而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其有何宽严之辨、高下之判呢？

　　2．   不清楚所讨论之刑事证明标准的特点

　　“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都讨论了刑事证明标准的特点问题，且观点基本相同，即都认为刑事证明标准的特点是第一，刑事诉讼因直接关系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其证明标准原则上必须高标准、严要求；第二，查明案件必须借助于证据，案件事实清楚必须表现为证据的“确实、充分”、逻辑一致。[9]然而，这并未认识到其所讨论的刑事证明标准的真正特点。我以为，“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所讨论的刑事证明标准，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即确定性与科学性。

　　首先，我们分析其确定性。虽说“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在刑事证明标准的确定性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即在应当寻求的是标准的绝对确定性还是相对确定性问题上，认识并不统一，然而，在刑事证明标准应具有确定性问题上，两者并无差异。也就是说，其所寻求的刑事证明标准决不能是因个人的知识背景、喜好及其变异等情况的差异而不同的、无确定性可言的标准。但是，虽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超越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并不完全类似于“恋爱标准”，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是个几无确定性可言的标准，但其作为关于主观信念的要求，显然也不可能具有“标准”的确定性，哪怕是那种“相对的确定性”，除非我们可以将“相对的确定性”界定为任意的确定性，从而否定了“标准”所应有的相对于判断主体的外在的、确定的意义。

　　其次，再分析其科学性。虽然“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对于其所讨论的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性问题很少论及，然而，可以肯定，不科学的刑事证明标准，即便具有确定性，也不可能是其所欲求的。因为，诸如神明裁判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法定证据时代的证明标准等证明标准，虽然具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但因其不科学，故应予以否定。但是，“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科学性何在？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在我看来，正如后文即将分析的，如果不改变研究方法，以后也不可能见到）。“客观真实说”主张以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案件客观事实”作为判断的标准，自无科学性可言，“法律真实说”也同样无科学性可言。我们试以各种“法律真实说”中貌似最具有科学性的“概率真实”作为分析的标本，揭示其非科学性的面目。“概率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和合理的思考方式，无疑是有价值的，其在人们关于事实的判断中，确实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在民事诉讼中实行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因此，科学的“概率论”结论，有时对认识和判断相关事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概率论”在刑事诉讼中却不应有有同样的功效。显然，当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时，事实发生的概率或证据可信的程度高于50∕100，就可予以认定，但在刑事诉讼中却不能如此。不论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还是“超越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这些关于主观信念的严格要求，意味着难以用概率作为判断的确定性根据。因此，即使事实发生的概率或证据可信的程度达到了90∕100或者更高（当然，这里的“更高”不应指达到具有绝对确定性的100∕100），立法既不可能明确规定其作为判断的确定性根据，司法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将其作为判断的确定性根据。怎样的概率才是或必须是法律可以认可的“真实”，这在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是一个不可解的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刑事诉讼中的真实，决不应是“概率”的真实，否则，因此而得到的所谓的“法律真实”，不是因愚昧而导致的荒谬，就是由霸道而产生的武断，甚至于更糟糕：两者兼而有之。[10]

　　3．   为不当的研究方法所困

　　“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由于、不清楚其所讨论之刑事证明标准的特点，各自得到了一些并不科学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均为不当的研究方法所困。关于其研究方法所存在的问题，笔者已另撰文予以说明，在此不予赘述。[11]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企图通过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的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研究，诸如研究世界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运动和静止究竟谁是绝对的等等，确实是有意义的，然而，不应夸大这种研究的意义，应当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应当看到，本体论的研究所能解决的是本体论的问题，至于现实中的问题，我们还需要通过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才能予以解决。例如，关于运动的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答案，并不能解决究竟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的问题。同理，事实的客观性及主观性的本体论问题的答案，人们对事实的认识究竟是绝对真理还是相对真理的本体论回答，也不能解决关于现实中的证明标准问题。

　　依据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方法以求解决现实问题，使得“客观真实说”得到并坚守“认识应当与案件事实符合”的结论，认为这就是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然而，已经成为历史的“案件事实”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客观真实说”所主张的“认识应当与案件事实符合”观点，在诉讼中并无用武之地。“法律真实说”虽然清楚地看到了“客观真实说”所主张的“符合论”存在这样的致命伤，但因为并未摆脱研究方法的困境，以至于得到的同样是毫无意义的结论：认识虽然不可能与“案件事实”相符合，但可以接近于符合。“法律真实说”的这个结论不仅同样是无意义的，按照“法律真实说”批判“客观真实说”的逻辑，甚至是更荒谬的。“案件事实”既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何判断关于案件的认识怎么接近它？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认识既然不能与之符合，不能符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并不存在，那么，符合的对象不存在，又怎么接近呢？或者说，判断哪种认识更接近，岂不是更荒谬的事情。

　　因此，我们反思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上述两种理论，应当得出需要改变研究方法的结论。当然，研究方法的改变，并不必然意味着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理论的建立，为此，还需要作更多的努力。

　　三、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理论

　　当然，也有人因为判断关于案件事实的认识正确与否、真实与否的问题，由于从本体论的角度不可解，或者解决了也无现实意义，因而失去了从哲学角度对解决真实问题的兴趣，转而寻求对此问题的法律程序意义上的解决。甚至于有人认为：只要法律程序走完了，法律程序走正确了，事实认定就正确了，这就是法律真实。这虽然也是一种“法律真实说”，但大多数持“法律真实说”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太过于荒谬了。显然，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由于强调尊重诉讼程序，因此，对违反程序所寻求、得到的“真实”，往往会予以否定。但程序所具有的这种否定“真实”的功能，决不意味着其是肯定何为真实的充分根据。判断关于案件事实的认识正确与否、真实与否，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根据，而不仅仅是诉讼程序。因此，在否定了“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之后，我们需要建构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理论，以解决这个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可能系统论述这种理论，但就这种理论应当具有怎样的特点，可予以简要说明。我以为，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包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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