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性、正确性。其二，看鉴定方法是否恰当。这是因为鉴定人使用的鉴定方法是鉴定结论科学可靠的重要保证，而鉴定的步骤、方法不当，就会导致鉴定结论的失准。同一被检物，采用不同的鉴定方法检验，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检验结论。其三，审查鉴定时间是否恰当。由于某些检材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鉴定不及时，也许会使鉴定结论失真。最后，还要看鉴定人是否适格。只有拥有专门知识，能胜任专门性问题鉴定要求的自然人才能进行鉴定，而且他还必须经有关部门指派或聘请，经法定程序认可，才能确认其鉴定资格，非经司法机关委托就私自做出的鉴定结论是不可以在诉讼中使用的。同时，鉴定人必须是控辩双方以外的保持科学立场的中立人， 不可以是本案的侦查人员、公诉人、审判人员或律师，否则，其所作的鉴定结论应视为无效结论，不予采纳。另外由于鉴定人是受法院等司法机关指派，其容易受职权的干预，所以还应对鉴定过程进行审查，看该鉴定结论是否是鉴定人按实际情况独立做出的，是否收取贿赂，是否受行政权力的影响等。以此来保证鉴定结论的公平性和中立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当事人认为确有必要聘请专家证人，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将其选定的专家证人带入法庭。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在案件受理后向人民法院提出聘请专家证人出庭的申请，以便人民法院进行资格审查。主要的方法是以询问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表明证人的文凭、从业领域、从业时间长短、职位、著作以及接受的荣誉证书等。法官根据上述信息决定证人是不是专家或者作为专家是否合格。同时还要看其是否有过违反职业道德的不良记录。另外，在专家证言的采信上，由于专家证据依赖学识和经验而取得作证资格，并受年龄、性别以及道德背景影响，故应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以指出专家的偏见，并由法官考察专家证言的可信度。而且在审判实践中，专家证人也都应出庭接受质询。如果应当出庭的专家证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理由而不出庭，而对方当事人及其聘请的律师、专家证人对该专家证人就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有异议的，则该专家证人所提出的意见不能为人民法院所采信，如果该专家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接受对方当事人质询，对方当事人对该专家证人就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明确表示认可或者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应当记录在卷，并可视为已经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该专家证人的意见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所以和大陆法系鉴定结论的职能审查相比，英美法系国家对专家证人的审查更多地体现了法官的“消极性”和当事人对抗制的诉讼模式，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鉴定结论和专家证言分别是职权主义与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能仅从表面现象出发进行对比，而必须把它们放在各自的整个诉讼模式下加以考虑，这样才能把握其本质区别。
四、我国对鉴定结论和专家证言的态度和做法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法的发展来看，鉴定技术有悠久的历史。据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的秦简记载，早在秦朝我国已在司法活动中应用了鉴定技术。在那时，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为了取得证据，一般要派人前往发案地点进行实际调查、现场勘验及司法鉴定，由有关人员作出详细记录，称为“爰书”，当时的法医检验技术和司法鉴定水平已相当高超，有些甚至可与现代相媲美[8].但是，和现代司法鉴定一样都是司法机关指定，也带有很大的职权性。近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法律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专门性问题在诉讼中出现，比如环境污染纠纷中的污染源问题、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中的技术秘密问题等，要使这类案件得到公正、科学的审理，鉴定固然是一种途径，但是由于鉴定体制存在一些问题，显然其不能解决相关的所有问题。下面就从我国鉴定体制存在的缺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来讨论我国的鉴定结论和专家证言。
目前我国的鉴定制度存在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鉴定机构重叠设置，缺乏权威性；鉴定主体也只限于单位，排除了自然人独立作为鉴定人；对于鉴定结论的采信只有民诉法和刑诉法作了原则性规定，具体怎样实施却无规定，并且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时，鉴定人无须出庭参加质证，因而审判人员就不能有效地发现其中的问题，只是再指定其他机构鉴定，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专家证据制度所体现的优越性可以弥补我国鉴定之不足。但是在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关于专家证据的明确规定，即使是对专业性很强、涉及技术领域广泛而需要借助专家证据的海事诉讼中也没有相关规定，直到200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其中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该条规定首次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证人制度，表明我国已经从单纯的大陆型的鉴定制度转变为集大陆法系鉴定制度与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与一体的新型制度。但这并不能等同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据制度。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专家证言不是证据的一种，只是阐述和说明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并帮助当事人对鉴定人进行询问，其在法的效力上常常低于一般的证人证言，因为其是由当事人申请和付报酬，所作的证言也往往具有倾向性，而且当事人的申请必须要经过法院的许可，仍不可避免地受职权的限制；而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是证据的一种，是对案件中专门问题所作的结论性意见。不过，在我国，虽然专家证人和鉴定人都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但是其参加诉讼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很大是差异：专家证人需经当事人申请并经法院准许，但是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充分享有对专家证人的申请权和对专家证据的质证权，其发表的意见不是一种证据，只是对专门问题的一种说明和解释，无论胜诉还是败诉，费用由申请方承担，其也不像鉴定人一样享有对案件的知情权，也不能直接询问当事人、证人，专家证人的资格也未在法条中作出保护性规定；而鉴定人由人民法院委托，所做出的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9]，是一种法定证据，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很显然，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注重的是鉴定结论而非专家证言，实际上这种“形同虚设”的专家证据很难做到由当事人通过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并承担诉讼风险来推动诉讼进程，充分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但是让专家证人参与庭审并接受询问，以及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的规定，可以说是立法上对专家证言规定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立法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
[1] 《美国证据法新解》 高忠智著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150页：根据《联邦证据规则702》的“咨询委员会”注释，不动产所有人被视为“技术娴熟”的证人，可以就土地的价值作证。
[2] 《程序的正义于诉讼》 （日）谷口安平著 王亚新、刘荣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270页
[3]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有关规定：鉴定人从事鉴定时受法官和检察官之指挥。
[4] 《民事证据判例实务研究》 毕玉谦著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27页
[5] 《证据法学》 何家弘、刘品新著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80页所用的引言
[6] 《跨国民事诉讼法规则》 第23条之规定
[7] 参考《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正确使用》 来源于中国学习联盟 作者未知
[8] 《中国法制史》 郭成伟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15页
[9] 200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7条以及200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都有所规定
西南民族大学·葛连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