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证据采纳标准的问题，两大法系的差别是极为明显的。这种差别从具体的角度言之，主要表现为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两个方面。就关联性而言，大陆法国家并没有对于这一问题做过多的论述和解释。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证据的关联性这一问题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讨论范畴，而判断关联性的标准则通常经由因果关系的理论加以初步判断。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证据的采纳中关联性的要求十分明显。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规定：“‘有关联性证据’指具有下述盖然性的证据，即：任何一项对诉讼裁判结案有影响的事实的存在，若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是更为可能或更无可能。”第402条规定，“除美国宪法、国会立法、本证据规则或者最高法院根据成文法授权制定的其他规则另有规定外，所有有关联性证据均可采纳，无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 所谓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指诉讼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必须在证据的主体、形式、以及收集提取证据的程序和手段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才能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不得采纳。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的排除规则往往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规范。在立法中一般没有要求证据的合法性，而仅仅只是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写在法典之中。但是也有例外。在英美法国家，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成为程序正义理念的核心组成。关于这一问题在后述章节中作者将进一步言及，此不赘言。

　　2、传闻证据的采纳

　　按照普通法的定义，传闻证据是提供证言的人在法庭以外所做的陈述。换言之，证人的“庭外陈述”都是传闻。例如，A亲眼看到B杀死了C，但是A没有在审判时出庭作证，而是由侦查人员在法庭上宣读了A的证言，那么这份证言就属于传闻证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801条（C）款给“传闻”下的定义是：证人在审判或听证时所作的陈述以外的陈述都是传闻。盖言之，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在普通法系，保障证言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主要依靠证人当庭宣誓、直面裁判者作证和接受双方交叉询问来保障。这样做的理由在于，首先传闻证据属于间接取得的证据，其由于从另外人口中转述，难免出现描述上的误差；其次，如果法庭不经由双方交叉盘问，或至少证人接受对方盘问就将传闻证据予以采纳，将剥夺证据效力相对方质证的权利，破坏对抗制下当事人主义中双方力量均等的诉讼状态；再次，传闻证据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之中属于效力低下的证据，而让诉讼双方围绕着这样的证据展开辩论将浪费司法资源，造成诉讼的高成本，不利于人们依靠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然而，任何事物的存在方式及其状态都不会是单一的。虽然传闻证据的适用在诉讼过程中遭受限制，但是作为当事人举证行为的一种，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在有些情况下，或者因为原始证据已然灭失，或者因为原始证据无法取得，传闻证据成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手段，所以一律排除传闻证据显然不利于完成司法证明的任务。因此，“临终陈述”和“不利陈述”或“自认性陈述”便成为普通法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例外。

　　在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的规则，而是设立了“直接言语”的原则。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如果对事实的证明以个人的感觉为根据，应当在审判中询问本人。不得以宣读询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的方式而代替询问。” 因此，无论如何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面对这一共同问题时，各自采取了适当的立场，虽然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在实际的司法效果上，却具有共通之处。英美法中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得他们在诉讼过程之中出于力量均衡的地位。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为了在法官的心证过程中，控制形成“确信”的强弱，而重点不在于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英美法系的诉讼模式就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大陆法系的则是纠问式的职权主义。他们的之间的分别并不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一范畴内的区别问题，而是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和辩论制的当事人主义内部区分的问题。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应当予以重视。

　　3、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是与法治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它预示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在这种对抗和冲突中，公民的个人权利――甚至我们可以将视野扩展到世界人权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国际人权观念 ――与国家权力之间产生了反复的、多次的博弈（game），在博弈中逐渐形成纳什均衡，任何一方的力量的增长将导致对方在同一领域内力量对比的下降。由于大陆法国家采自由心证主义而英美法国家采具体详细的证据排除规则，导致这一均衡状态在英美法国家往往表现得过于机械，而在自由心证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这种博弈后的纳什均衡。

　　从广义上说，英美法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1、证据提取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2、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要求；3、证据取得时的程序和取证的手段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如果从狭义的方面言之，这一规则仅仅表现为上述第三种情形。在英美法国家，很早就采取了这样的规定。例如，美国1791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的搜查和扣押。因此， 违反这一规定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审判中采用。而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规则的确定却在二战以后才逐渐受到立法者的重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人类在战争的硝烟中饱受摧残和痛苦，因此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保障社会公共福利成为二战后各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加之世界范围内国际人权运动的广泛开展，个人的幸福和尊严被各国的法律提到了比较显赫的位置，而一切与这种国际人权观念相抵触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都将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扬弃。因此一旦某一项证据取得的根基是通过侵犯他人基本人权而获得时，此证据将遭到诉讼程序中正义理念的排斥，甚至失去其作为证据的效力。

　　话虽如此，但是却不能片面地认为大陆法国家完全地采取了这一保障基本人权的规则。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往往排除那些违法性很严重而且已经得到确实证明的证据，特别是那些会对判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证据。而对于违法程度不高而往往又是证明犯罪的直接有力证据，一般情形下法官不会轻易的将其排除，就算排除也会在法官的心证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和印象。

　　三、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

　　证明标准的问题本身并非证据制度范畴内的问题，而只是与证据制度相关联的对证据认知和确信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对证据制度的运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决定着罪与非罪的问题，因而此处一并加以关注。

　　审判是一个从不确定逐步演进到确定的过程。即从事实经审理之前双方当事人都有可能胜诉（或败诉）的可能状态，逐步趋近至言辞辩论终结时，法官认定一方当事人胜诉，而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诉讼上不利后果的确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真实的缺陷是明显的。任何诉讼很大都是依据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发生过的事实是丰富的，而证据只是发生过的事实的某些重要片断在目前的呈现或记载，但绝非等同于原先发生过的事实。证明活动的指向对象是“事实上的过去”，证明就是双方当事人就事实上的过去在诉讼程序中的 “再现”，以及事实审理者逐渐形成关于“过去”的主观图景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案件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换言之，诉讼中当事人利用证据证实构成要件的基础事实达到何种程度就可以对于案件的事实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证明标准（standard of proof），又称为“证明强度”、“证明尺度”或“证明度”，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也叫“证明要求”或“证明任务”。就证明标准而言，其存在着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分类。就主观方面而言，它提出的疑问是：“法官在认定案件时达到何种状态即可形成确信的状态？”；就客观方面而言，其问曰：“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对于争议事实证明到何种清晰程度便可以认定其有无？”。因此，这一问题的建构将直接决定证据在证明过程中的心证效力，其高低直接影响着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

　　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审判中采取法官自由心证的方式决定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证明标准的界定长期以来都成为诉讼法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形象的比喻道，证明标准“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的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了心证”。在英美法国家，对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颇高，需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简言之，只要案件中存在着对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合理的怀疑，就不能够认定为犯罪或苛处较重的刑罚。用一句法谚表达为：“案件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是英美法国家法定证据规则的产物，对于有罪的证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大陆法国家由于自由心证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要求在刑事案件的认定中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是要求法官在内心中形成“确信”。其实，此二者在证明标准的要求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排除了一切合理的怀疑当然应当形成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而要真正的形成内心确信又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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