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的陪审制度及其改革

　　（一）我国陪审制度的缘起

　　古代东西方国家的司法活动中存在着个人问案模式和集体裁决模式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陪审制度是古代西方国家中“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产物。然而，古代东方国家多实行“奴隶主专制制度”，因此没有产生陪审制度的“环境和土壤”。例如，在我国古代，以及在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埃及，当时负责审理案件或狱讼的人是行政官员或司法官员或神职人员。无论他们是何种身份何种地位，他们在审狱断案时都实行个人负责制。虽然他们的官职高低不同，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案件管辖范围内都具有近乎独断的司法裁判权。这种个人问案模式显然是古代东方国家奴隶主专制制度的体现。

　　因此，在我国历时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陪审制度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央裁判所官职令草案》中提出了采用陪审制度的设想，但是未能得到实施。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在司法制度中提出了建立参审制和陪审制的方案，并制定了《参审陪审条例》，但是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在国民党统治中国期间，陪审制度只是某些法律条文中的“空头支票”，根本不可能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兑现。不过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边区”和“解放区”，当时的工农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民主政府都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主要由群众团体选举产生，也可以由机关和部队推选或者由法院临时聘请。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享有与法官相同的权力。这是我国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对此作了规定。 当时的人民陪审员主要是法院根据案件性质从有关方面或团体邀请的临时性代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工作的作法规定为宪法原则。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则明确规定了适用人民陪审的案件范围，即在一审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审判中都应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1956年7月10日， 司法部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1963年2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结合基层普选选举人民陪审员的通知”。按照这些规定，人民陪审员主要设在基层人民法院。各基层人民法院首先要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城镇或人民公社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或者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一般为2年。 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在需要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一般采取临时邀请的方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第一编，第20页。）。

　　“文革”期间，我国的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迫害，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能免遭其难。虽然那一特殊时期的“法院”在所谓的“审判”中也请一些甚至很多群众参加， 但是那种作法与陪审制度绝难同日而语。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开始恢复和重建司法制度，包括人民陪审员制度。1978年3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陪审的群众代表产生办法的通知”，重申了1963年“通知”中的有关规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第一编，第20—21页。）。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一审合议庭应该由审判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这就意味着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但是1983年通过的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上述规定改为人民法院一审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也可以完全由审判员组成。毋庸讳言，新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前苏联陪审制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当然从根源上来讲，它也是受了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制度的影响。

　　（二）我国陪审制度的现状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在审判实践中采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法官们经常抱怨说现在的陪审员很难请。即使请来了，或者因为其素质不高，或者因为其不负责任，在审判中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许多陪审员抱怨说他们在审判中根本不受重视，白白浪费很多时间，没法发挥作用，而且误工补助也不到位，他们就好象法院的廉价劳动力。法官缺少积极性，陪审员也缺少积极性，于是，我国已经实行多年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越来越流于形式。毫无疑问，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人民陪审制的适用范围问题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仅适用于一部分一审案件的审判之中。至于究竟哪些案件的审判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完全由法院自行决定。因此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清一色法官组成的一审合议庭绝非少数。诚然，上述这种灵活的法律规定主要是考虑了我国目前“陪审员难请”的实际情况，但是它很容易导致人民陪审员制度名存实亡，或者造成审判实践中运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混乱。

　　2.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问题

　　按照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另外，被选举出来的人民陪审员应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应是在其本职工作中表现比较好而且适于担任陪审员工作的。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很容易导致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另外，有些涉及陪审员资格的问题也需要人们在讨论的基础上加以明确。例如系统学习过法律的人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的问题。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和法学专业教师都是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实际上，有些法官还希望陪审员是比较熟悉法律的人，因为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然而，由不熟悉法律的当地居民担任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是世界各国设立陪审制度的一种基本思想。陪审员不应该成为解决法院人力不足的手段。

　　3.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问题。

　　根据我国的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各级人民法院“候选名单”中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问题；其二是具体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问题。前者可以称为陪审员的一般选任；后者可以称为陪审员的个案选任。各法院“候选名单”上的陪审员人数多少不一。有的十几人；有的上百人；一般的基层法院有数十人。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应该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人民陪审员的选举很不受重视。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中根本“排不上队”，因此造成了各地人民陪审员选任现状的混乱。（注：参见蒋惠岭：《论陪审制度的改革》，载《人民司法》1995年第6期，第31—32页。）例如， 有的地方由法院直接邀请人民陪审员，有的地方让有关单位或团体推荐人民陪审员，等等。法院直接邀请人民陪审员的作法似乎效果还比较好，但是缺乏法律依据。而单位推荐人民陪审员的作法弊端甚多。一般来说，单位推荐的陪审员都是该单位工作中可有可无甚至难以管理的人员。这显然会影响陪审员的质量。我国法律没有就陪审员的个案选任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当某个案件的审判需要陪审员的时候，负责该案审判的法官在本院陪审员“候选名单”中挑选。法官乐于挑选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好或比较熟悉的陪审员的作法屡见不鲜。这显然会进一步削弱人民陪审员对法官的制约作用，而且会造成陪审员之间工作任务的不平衡。

　　4.人民陪审员的任期问题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的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个案制。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一般为2年或3年，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有的陪审员甚至连续担任陪审员达10年或20年之久，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笔者认为，陪审员的任期太长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特别是那些“陪审专业户”，他们的审判实践经验甚至超过了那些与他们共同审理案件的专业法官。这种作法显然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因而也就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

　　5.人民陪审员的职权问题

　　我国没有采用陪审员与法官分工负责的制度。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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