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此次辩论的，有《婚姻法》专家起草组的三位著名法学家--巫昌祯、杨大文、陈明侠以及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教授。两天内，四位学者就《婚姻法》修正草案中四个最具争议性的焦点话题，即婚外性行为、离婚、家庭暴力和家庭财产，与广大百姓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中国的立法史上，恐怕难以找到哪一部法律的修改，能像《婚姻法》这样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参与。因为，《婚姻法》不是一部普通的法，它的修改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夫妻忠实包括性忠实吗？

　　巫昌祯(《婚姻法》(修正草案)专家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认为要全面理解"忠实"的含义。美国人说婚姻是"爱的契约"，既然承诺了，就要遵守它。因此，忠实肯定包括性忠实，并且性专一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有"互护贞操"的意思。

　　观众：这是否等于配偶权的提出？

　　巫昌祯：我们专家是主张有配偶权的，因为配偶权客观存在。既然结婚了，双方就有了权利和义务。比如说继承权，我去世了，我爱人就有继承权，别人没有这个权利。这次修正法草案没有把"配偶权"写进去，但是它的内容已经在"忠实"上体现出来了。

　　周孝正(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不赞成巫教授有关配偶权的说法。因为现代社会是以人为本，而性的目的是交往和取乐，在与异性的交往中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大家都知道，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只有人没有发情期，就是说，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都可以发情，这就产生了道德问题。而文明社会就是要压抑人的这种动物性，这是一种健康的压抑，内在做到道德的约束，外在做到法律的制约。

　　为什么我觉得配偶权的提法有问题呢？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我结婚了，我嫁你了，我应该爱你，但并不是说，我嫁你了，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得和你过性生活，这就违背了妇女的意志，在我国这就属于强奸或强暴。

　　巫昌祯：我们是从法律上讲权利，您呢是从自然上讲需要。配偶权中的互相履行性义务当然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如果一方强迫，甚至强奸，另一方完全可以提出离婚嘛。

　　周孝正：问题是我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即使结了婚，有的人也可能很宽容。譬如我妻子要出差了，一年多不回来，那我就能说，"您随便吧"。

　　人与人的文化观念不同，你不能把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强加到别人身上。你就说我国云南的摩梭人，他们实行走婚制，根本就没有婚姻，但是他们那里不存在什么性饥饿，性暴力，西方文明社会没解决的问题他们都给解决了，还被联合国评为世界50个文明社区之一。

　　巫昌祯：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要恢复到那个社会呢？

　　周孝正：不是要恢复那个社会，只是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如果要把配偶权涵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话语期，我觉得就不太对了。

　　法律要不要干涉婚外性关系？

　　观众：在草案的总则和法律责任中分别有"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和"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婚外同居关系"，您能解释一下它们的定义吗？

　　巫昌祯："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即指婚外同居，具体说就是姘居和通奸。赔偿责任现在是限制在重婚和姘居上，至于通奸怎么办，目前还没有规定。但是总则里已经写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做这种事，否则也要按照程度轻重付出相应的代价，即接受政纪、党纪和道德的处分。

　　周孝正：巫教授说靠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方法。因为法属于高度理性的东西，它必须得有条文，必须得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它还得取证，质证，认证，因而是非常理性的，而感情和性是高度非理性的。我们拿一个高度理性的法去解决一个高度非理性的感情、性，这本身就是矛盾。所以我认为，对待感情和性的问题，一方面要强调法，一方面绝对不要忽视道德建设，也不要认为道德解决不了。

　　巫昌祯：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私权，但私权也是法律给的，不是天赋人权，而是法赋人权。关于婚外性行为的处分是综合的，可以是道德的、行政的处罚，到达一定程度的如姘居、重婚，那就应该接受民法与刑法的处罚。如果法制不建，那么道德也是苍白无力的。

　　女观众：现在社会上婚外同居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广东沿海一带，听说有一个包工头包了6个二奶生了7个孩子，而各级政府对此却相当软弱，几乎没法管，从而造成第三者、二奶恬不知耻，甚至有野花打骂家花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法律的修改也要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特点，应该把包二奶或姘居的行为算作重婚，因为这已经是事实婚姻了嘛。

　　周孝正：我刚才就讲了，感情和性是法管不了的，如果你非要用法去管，那我告诉你，代价太大，成本太高，按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水平是承受不了的，还可能产生许多新问题，这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

　　王开林(作家)：我觉得如果法律过多地干涉婚外性行为，那它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道德完美的要求，而人类最难做到的就是道德完美。如果法律将人情约束得太紧，那人就活得没有生气，没有意思了。

　　以前，我们国家很强调生活作风，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婚率确实很低，但其实受害者非常多。改革开放以来，作风问题不是什么问题了，自然也产生了不少不良的社会现象。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一下子退回到过去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

　　另外我认为，婚姻中的感情应该是开放的，而开放式的感情就好像装在桶里的水，有点溅出来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法律有很多强制性的规定，那么人就觉得处处受到压抑，而这种压抑是很痛苦的。

　　而且法律要考虑它的效果，我认为法律对感情、性的禁止，效果不会很明显，这种禁止会让婚外性行为以后变成禁果，而人对于被禁止的东西总是会特别好奇，因此完全达不到本来的初衷。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加强道德建设，让这些人自觉地文明完美起来。

　　如何取证？

　　观众：达到一定程度的婚外性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但追究责任总要有个证据，应该如何取证呢？

　　巫昌祯："谁主张谁举证"。长期的婚外性行为，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举不了证，或证据不足的，法院不予采纳。

　　周孝正：取证其实是个大问题，传说啊，窃听啊，到了法院都不算合法的证据，看你怎么办。

　　观众：那么这个证据是不是真要像我国古代所说的"捉奸在床"呢？

　　李湘树(《长沙广播电视报》记者)：说到取证，我想讲一个例子。在成都，有一个妻子带了人，把自己的丈夫和第三者活捉在自家床上，还拍了裸照，完了把人绑了送到单位。这个证据应该说是铁证如山了。但是，事情办完后，第三者正式向法院起诉，告那个妻子是暴力侵害她的人身权利，她说自己是在那男人家里谈话，突然进来几个人，将他们的衣服强行脱去摆出那种姿势后拍照。最后法院判决那个捉奸的妻子暴力侵害罪成立。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捉奸捉到了，证据也很难成立。

　　巫昌祯：即使捉奸也必须通过合法的渠道，伪造证据那就是非法的。

　　周孝正：我觉得取证难暴露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证据法》。在发达国家，做伪证那是重罪。这恰恰是我国法制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证据，怎么来取证，哪些是合法的取证手段。

　　巫昌祯：什么案件都有取证问题，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取证如此担心呢？我觉得没有必要，有证据按证据办，没证据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这个证据是客观存在的，许多证据甚至就摆在面前，比如情书、字条、照片、悔过书等等。

　　王开林：我觉得取证是非常之难的。您说的情书啊，字条啊都不能证明一定就有婚外性关系啊，很少有人会在信上写某月某日在哪里做爱吧。而且精神恋爱也可以写信啊，难道法律还要定精神罪吗？

　　巫昌祯：精神恋爱绝对不会定罪，但总会有蛛丝马迹。有些丈夫在给妻子写的悔过书上，交代得很清楚。

　　王开林：那我觉得这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狡猾，悔过书以后也没人写了，情书都换成密码了，到最后被抓到的都是些老实人，真正狡猾的都逍遥着呢。法律讲绝对证据，要铁证如山的，目前合法取证的渠道太狭窄了。

　　究竟什么是死亡婚姻？

　　周孝正：这是人类永恒的难题，结婚、离婚本来是情感问题，是非理性的，包含了许多未知因素。我们用高度理性的法来调整这个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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