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不怕城管，不怕警察，就怕刮风下雨。” 许勤英说。这位河南籍的四胞胎母亲，用一辆三轮车载着三儿一女于2006年“两会”及2005年“十一”期间在京乞讨，因而成了京城报章的新闻人物。

　　尽管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求生存的多胞胎家庭很少，但是，由于多胞胎纷纷降生“贫困之家”，几乎每个多胞胎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生存经”。

　　因为生存及其他大量烦忧，在表面看起来是件“喜事”的多胞胎降生被公认为“灾难”。而真正的灾难还在于多达70%的多胞胎是非“绿色”的——从个体来看，这些“人造多胞胎”的生存和体质堪忧；从大的方面看，这种生育方式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相悖。

许勤英：为四胞胎乞讨的母亲

　　本刊记者/李秀平

　　为了记述多胞胎家庭的生活实况，本刊选择了人口大省同时也是多胞胎“高产地”的河南两户人家——许勤英和刘永旗的家庭做了记录。

　　背景：许勤英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多胞胎母亲了。2006年“两会”及2005年“十一”期间，为了养育出生于2004年9月的三儿一女四个孩子，她从老家河南到北京乞讨之事，两度成为京城报章的新闻人物。

　　为了让看过报道的好心人欲捐助孩子们时能顺利地找到自己，头脑活络的许勤英置办了一部小灵通（83031458）。

　　2006年5月12日中午，记者拨通了许勤英的小灵通。她的嗓音还像十几天前记者首次联系她时一样嘶哑。她告诉记者，今年3月以来，她带着孩子们一直在北京公主坟周边乞讨。

　　“你今天没去公主坟？”

　　“这不是下雨了吗？几个孩子都感冒了。”她说。电话那头传来孩子们的哭闹声，她说刚刚哄睡两个，还有两个醒着。

　　记者约定一小时后到他们的住地采访。

　　下午一点多，记者按约定来到北京西四环郑常庄加油站西侧，等待许勤英。她只有25岁，在等待她的10分钟里，一个个和她年龄相当的女孩从记者身边走过，她们染着多彩的美发，穿着时尚的衣衫，青春的气息咄咄逼人。趿拉着一双拖鞋出现在记者面前的许勤英，体态臃肿，脸色红中透紫，俨然人到中年。

　　跟在她身后，沿着污泥浊水的小巷左弯右拐，我们来到许勤英隐藏在建筑工地内的家。“人家都嫌孩子多，太乱，一般人都不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她说。

　　几个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在平房门前的空地上乱作一团，有的手里拿着碗，正用手抓面条吃；有的摔倒在地；有的围在一个年轻男子身边等着他把碗里的面条喂进嘴里。

　　这就是记者见到许勤英的孩子和丈夫那一刹的情景。

　　这个六口之家的居室，是个十多平方米的灰暗空间。许勤英打开灯，一个“乱”字扑面入眼！这哪里是家，分明是个“窝”呀！屋子里最显眼的是两张铁架床，床上乱糟糟地堆满被子，横贯屋子的一根晾衣绳上搭挂着数不清的衣服……

　　许勤英乞讨养育多胞胎的做法，颇受争议。

　　坐在她家惟一的椅子上，记者抛开“争议”，听这个来自河南省商水县的女子讲述自己艰辛养育“四胞龙凤胎”的故事——

　　“不育”之痛到多育之惊

　　我和张治河结婚前，离过婚。我21岁时，嫁到了邻村，过了一年不到，没有怀孕，他们家的人就说我不会生育，他还打我。2003年的正月十五，我们就离婚了。

　　后来，别人介绍我认识了张治河，他是临近我老家的袁老乡王庄村人。他虽然比我大9岁，家里穷得很，但有过不幸感情经历，对我很好。我们在国庆节结婚，转年（2004年）正月十五，我就怀孕了。

　　“前一次结婚没孩子，你治疗过吗？”记者问。“才结婚三个月就怀孕了，就是吃药也没这么快呀！”许勤英答。

　　她说她的公公活到70多岁、她的奶奶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没有见过多胞胎这么奇怪的事情”，根本谈不上遗传基因。

　　那个时候，我和张治河在北京打工。（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怀孕，就是肚子疼，天天疼，到顺义一个小诊所一查，说是怀孕46天，葡萄胎，建议到大医院检查。到顺义一家大医院一查，又说是宫外孕，让做手术，这几个孩子差点没“报销”掉。我回去告诉张治河医院让做手术，他说：“不相信就这么倒霉，我这么大了才娶了个媳妇，还生不成孩子？”这样，他又领着我去了怀柔。怀柔的医院一查，说是多胞胎，怀了三到四个，建议我到北京妇产医院看看。到妇产医院一查，确定是四个。

　　我一听就开始犯愁了，哪要得了这么多呀？我两岁就没妈了，也没有姐姐和妹妹，婆婆已经70多岁了，一下子生这么多，谁管我呀！

　　许勤英告诉记者，孩子出生后，她捡来人家扔掉的旧棉套，洗干净后，给孩子们做棉裤，一连熬了多少个通宵，一下子做了25条。

　　人家听说我怀了四胞胎，纷纷说：“你这四个孩子生下来，国家会管。”

　　我就跑到医院（名称略）去问，像我这种情况，在这里生孩子是不是不用交钱，人家说“该多少你交多少”。

　　在北京，我们根本生不起孩子。怀孕7个月的时候，我就回老家了。

　　“医生没有提醒你多胞胎可以减胎吗？”记者问。

　　许勤英摇头。但对这个问题，她显然想过：“小的时候减，你也不知道哪个有毛病，要是把没毛病的减了，有毛病的留下怎么办？我喜欢姑娘，要是把姑娘减了，只留下儿子怎么办？”

　　这当中，几个孩子屋里屋外穿梭往来。许勤英指着一个走路有些摇晃的孩子说：“他叫大宝，刚会走路，是四个孩子中最弱的。”记者看到，大宝的脖子有些歪，眼睛斜视。

　　回家一个半月，孩子就生下来了。是在商水县医院生的，剖腹产。

　　大宝，二宝，三宝，四妞，医生一边往出抱孩子，一边说。我们就把这个当名字叫了。

　　大宝生下来就放进暖箱里了，不睁眼，二宝也是。我是大出血，流了两大盆血，脸白得像纸一样，但是没有钱，医院不给输血。我爸跪在地上，求医生：“我保证把钱给你们，救救我女儿吧！”孩子那边浑身青紫，我这边人要“坏”（死），我哥哥他们几个人回家借钱，借不来。后来，我爸找到医院领导，这才给我输了两袋血。一输血，我就清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活过来了，孩子还是不太好，我不放心。

　　孩子们从生下来，一下子滴了半个月水（输液），一点没有精气神。虽然医院不让出院，我和孩子的奶奶、爸爸，还是带着他们回家了。

　　已经花出去一万多块钱了，不敢再住院了。进医院门的时候，（我们）只有1500块钱，当天就用完了。钱大多数是借的，村里人都借遍了。

　　回家后，大宝发烧，我们买了点扑热息痛，孩子也就挺过来了……

　　过了十几天，张治河就出去打工了，四个孩子就留给我和婆婆了。婆婆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孩子们的尿布湿得能滴下水来，我这个月子哪里坐得下去？就和婆婆一起干活了。现在，我想把腰直起来，但落下毛病了，直不起来了。

　　许勤英说，她当时生孩子也上电视了，但是，没有得到什么资助。而因为孩子们一开始被用奶瓶喂养、她自己剖腹产生命垂危，孩子们一直没有吃母乳靠奶粉喂养，一家人的生计越来越艰难。

　　孩子年过七旬的爷爷几番求助民政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让等，“等有钱了就给”。等到2005年9月，孩子一岁了，“钱还没下来”。

　　这时，许勤英听说了河北沧州五胞胎在北京获得资助一事，也想走这条路。

　　三轮车碾过乞讨路

　　（2005年）国庆节前，同村一个嫂子要来北京，她帮我抱着孩子，我们就上了来北京的长途汽车。一路上很费劲，我把哭得厉害的抱起来，不哭的放在身边，轮流抱着；一会儿，这个拉，那个尿，总算来北京了。

　　一开始，我们在梅市口村（丰台区）租了房子住下来。隔了几天，我跟（也来到北京的）婆婆说：“好多人说，找一家媒体报道一下，就有人管了。”

　　10月3号，我就借了人家一辆三轮车，拉着婆婆和四个孩子去了玉泉路。我拿着个字牌（写着求助内容），把破凉席往那里一放，我抱两个、婆婆抱两个，坐在上面。

　　城管管得很严，不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到了旁边的地铁通道下面，但下边也不让呆，我和婆婆就抱着孩子上下来回跑。这么一折腾，婆婆抱不动孩子，眼泪哗哗往下流。

　　孩子始终走马灯似的屋里屋外穿梭。每次进屋，四妞都会笑着看记者几眼。突然，她看中了记者手中的笔，哭着想要。记者欲递过去，被张治河凌空拦住了：“不能给，一个不够。”果然，没过几分钟，几个兄弟就为争夺一辆玩具车打得人仰马翻。

　　“车是好心人捐的，还有一个琴，抢得厉害，根本不能给他们玩。”许勤英指着挂在墙上的一架玩具电子琴说。

　　第二天，《新京报》的记者就来了，跟踪（采访）了三天，发报道了。登了报纸以后，有人给我们捐了衣服。10月8号，伊利集团给了两箱奶粉和5000块钱，说拿这个钱先用着，告诉我们不要再出去（乞讨）了。拿到这笔钱，我们就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

　　（2005年）11月30日，《新京报》介绍我们参加电视台的“大宝真情互动”节目。电视台给了四个孩子每人一辆小车、一套衣服、一双皮鞋，福利彩票（许勤英不能确定，记者注）给我们捐了一万块钱。拿到这一万块（钱），（我）把生孩子的钱还了。

　　上电视以后，一个做电脑生意的人，发动别人给我们捐了衣服和玩具。有一个好心的大姐，家里也有个小孩，她隔一段就开车给我们家送东西，有米面、鸡蛋、奶瓶、尿不湿……她家孩子用什么就给我家孩子买什么。“贝因美”公司开始提供奶粉，一直提供到（今年）10月孩子两岁为止。

　　“过了10月份，他们还会不会帮我？”许勤英像在问记者，又像在自言自语。看得出，她对通过他人帮助求生存寄托了太大希望。

　　（2006年）3月份，我又开始蹬上三轮，拉上老太太和四个孩子到玉泉路那边，挣个饭钱。（那个时候）快开“两会”了，城管说我不听，谁说我也不走，警察就把我带到永定路派出所了。了解情况后，警察管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饭，说好“两会”期间我们不出来，就开车把我们送回家了。

　　和刚到北京乞讨时的惊慌失措相比，许勤英已经不慌不忙。孩子们已经一岁半了，为防止他们从三轮车厢跳出来，她给车厢焊接了一圈栏杆，孩子们站在车里，小手刚好扶在上面。 她请人打印了一段话，贴在一个牌子上，绑在三轮车上，上面写着：“我叫许勤英，是河南省商水县袁老乡王庄村人……”

　　求助告示末尾一行，写着商水县民政局的电话。

　　因为住的地方离玉泉路近，一开始她选择在那里乞讨。后来，乞讨地点一点点东移，“挪”到了人流量很大的公主坟。

　　一开始，我说“帮帮四胞胎吧”，人家会围着看，有的人会给钱，一天下来有个三四百块的样子。现在不行了，一天也就几十块。

　　今年“五一”，公主坟这边人很多，但没有人理会我们。5月三四号的样子，我们就去了西单。

　　在西单，他们一家也受到了冷遇。之后，他们又转回了公主坟。

　　故事讲述至此，许勤英说：“我现在是不怕城管，不怕警察，就怕刮风下雨。”

　　四胞胎兄妹已经习惯了去公主坟，一上三轮车就显得很高兴。但在5月11日傍晚，一场风雨骤然降临，一家人被淋得浑身透湿，四个孩子全部感冒了，大宝头上还磕出个包。

　　在记者采访期间，张治河拿着一条毛巾，一会儿一句“我看谁有鼻涕”，接着挨个在孩子们的小脸上擦一遍。

　　不敢问“路在何方”

　　“孩子们满地跑了，是不是感觉熬出来了？”记者问许勤英。她抚摩着靠着身旁的四妞的头说：“三个儿子怎么办呀？长大了还要盖房子，还要娶媳妇。”

　　“人家劝我送出去一两个，你说我送吗？就说送吧，你说送哪个？”她的这番话，既像问记者又像自言自语。

　　家里有了多胞胎以后，我对多胞胎特别关心。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外国小孩，有六个的、五个的、四个的、三个的，人家的条件多好呀，一个人一个小床。

　　那天去“大宝真情互动”的时候，人家河北一个五胞胎也来电视台了。人家六个大人带着五个孩子，我们四个孩子才两个大人。看着人家的孩子有人抱，我们孩子没人抱，心里特别不舒服。

　　在乞讨生涯中，许勤英“见识”了社会。有的好心人，“今天给孩子们一袋饼干，明天给一把火腿肠”；有个在公主坟卖服装的女士，拿出两件新衣给许勤英和婆婆各一件。“也有的光说好听的，望着我们娘儿几个说'四个孩子，真不容易'.”许勤英说。

　　也有不理解的。不久前，一个小伙子看了许勤英一眼，丢下一句：“丢河南的人！”

　　更多的人以为“国家管多胞胎”。在许勤英看来，他们“被'困'在国家养上了”。

　　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孩子们大了以后怎么办。

　　孩子他爸一直在工地干活，一天45块钱，一个月八九百块。老家三间破房子下雨漏得厉害，眼看要塌。我们娘几个还没有地，就他爸一个人的地。

　　我想想就犯愁，他爸一个人挣钱供不上四个孩子花；家里一个人的地又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到大街上要钱，人家又不怎么给了。

　　我以前干过餐馆，想做个小饭馆生意，但没有本钱又做不了。他爸在工地被拴得死死的，我想让他跑“黑三轮”，又怕被城管“抄车”……

　　眼看一天天热起来了，没有好办法，只能是再热也得坚持下去（指乞讨）。

　　目前，许勤英一家继续着这样的生活：每天早晨去公主坟，中午一两点钟回出租屋吃午饭。“有时候，到不了家，孩子们就在车上睡着了”。吃完午饭，孩子们醒来，三四点钟的时候，一家人再次向公主坟出发。

　　2006年5月12日下午4点40分，记者的采访结束时，灰蒙蒙地飘着零星雨点的天放晴，原本准备在家歇一天的许勤英夫妇决定带着孩子再去一躺公主坟。张治河飞速地冲奶粉，四个孩子都伸出小手抢着要，那情景很像一窝小鸟看到叼着“虫子”飞回巢穴的鸟爸鸟妈。冲好奶粉，他挨个给孩子们擦鼻涕，许勤英准备出行时的必备用品。

　　随着许勤英一声“走——”，张治河跨上三轮车，站在车厢里的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三轮车启动的刹那，记者看见，两个孩子的小鞋、一个孩子的奶瓶掉在脚下车厢。行至四环路后，许勤英一边坐进三轮车的车厢，一边挥手作别记者。这时，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也一个个挥着小手和记者再见。转瞬间，一家人消失在都市茫茫车流与人海之中。

河南“五福娃”父亲的自述

　　本刊记者/陈智民

　　妻子马艳丽一胞添了五个“福娃”，可没想到，五个“福娃”让父亲刘永旗深感生存之艰。

　　见到记者，刘永旗大倒苦水。

　　期望：想生出个“保障”

　　我今年30岁，河南省杞县板木乡洼刘村人。有个女儿，多年期望生个儿子。

　　2004年，我花2800元钱办来个二胎准生证。2005年，妻子怀孕了。这期间，我仍在浙江台州开车挣钱。妻子怀孕三个月到医院去做“B超”时，吓了一大跳：是三胞胎！害怕不准，她又到一家大医院去做“B超”，“确认”结果又让她目瞪口呆：是四胞胎！

　　四胞胎可怎么养啊！别说四个，就一个已是困难。我母亲直摇头：养不成叫饿死还不如不要呢，干脆流产算了。岳母却坚决不同意：四胞胎是奇迹，到时候会有人愿意帮咱忙的，现在有钱人多的是，又不是旧社会，再说，还有政府呢……最终，岳母的意见成了“决策”。

　　我接到妻子的“报喜”电话后，头一下子大了，恨不得马上飞到妻子身边照顾她，可一想到将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又不得不强迫自己留在浙江抓紧时间挣钱。

　　2006年2月25日，我陪妻子来到杞县人民医院待产。由于肚子特大，她整个身子成了“石磙”，引来不少人围观。由于“工程浩大”，医院不得不决定剖腹产。2月26日，当该院妇产科主任、主治医师孔德秀打开马艳丽的腹腔时，她一下子“惊呆”了：预产前每次检查都是四胞胎，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是二女三男五胞胎！

　　幸好妻子是自然受孕，孩子又是足月后剖宫产，所以孩子们很健康。孩子们出生时，最重的２公斤，最轻的1.6公斤。孩子、大人身体都很健康，吃、喝、睡一切状况都正常。

　　可我们家全乱套了，原来准备的四套衣服也不够了，当初准备的四个名字还差一个，就在我们为孩子的名字发愁时，同病房的病友、杞县县委的赵先生灵机一动说：何不用奥运会吉祥物“五福娃”的名字来起名？同病房的10多个病友，包括医院的医生都拍手叫好。

　　名字起好了，费用问题却让我们一家发愁。按一般的行情，这五胞胎出生的所有费用，至少也得8000元，可我手里只有3000元。得知我的家庭情况后，医院只收了2000元的药费，住院费和手术费全免了，解了燃眉之急。

　　不仅仅是奶粉问题

　　原来，我们一家人也认为岳母的“社会求助”推测是正确的，最初就想办法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个“奇迹”，可是，几个月过后，才发现了自己的天真。

　　我最初向当地的县电视台报了线索，电视台播了之后，在当地确实也引起了一些“震动”：县政府、县妇联派人来慰问，带来了200块钱的慰问金、8袋“三鹿”奶粉和五套衣服，看到政府来“救助”，我们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心想，“救助”会陆续来到，可苦苦等了半个多月，也没等来任何“救助”。我只好求助开封、郑州的电视报纸，但这些媒体发布消息后，只收到一位先生的“1000元的口头支票”——几个月过后，这张“口头支票”终成空头支票。

　　眼看孩子的奶粉要喂完了，我不得不找亲朋好友去借钱买奶粉，可是亲戚们也都是穷亲戚，借来的2000多块钱马上就用完了，再借已借不出来了。怎么办？在一些“文化人”的指点下，我来到乡民政所，民政所长对我说：乡里穷啊，民政上也没有一分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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