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又来到县民政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去找社会股。社会股里的人说：流浪的小孩儿归我们管，像你这种多胞胎我们管不了。我又去找局长，局长说，民政上没这项政策啊，实在管不了……

　　村上有同在哺乳期的女人们主动来我家给“五福娃”喂奶吃，可这都不是长远之计啊。也有乡邻出主意：不如把孩子们送给人家，家里只留下一个男孩儿。我父母表示同意：总不能看着孩子们饿死吧。可是下不了这个狠心：谁不是娘身上的一块肉？不到万不得已哪能这样做呢！

　　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我不停地往妇联、民政部门跑。跑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在妇联的帮助下，西安银桥乳业公司向孩子提供了150公斤价值1.6万元的“秦俑”牌奶粉，可供他们一年食用。可是，这家公司按常规提供的奶粉，最多也就管用5个月，孩子们的胃口太大了！我想让人家增加奶粉，可一想人家也是慈善行为，又没有责任和义务来养活咱的孩子，真不好意思开口。

　　“五福娃”的花销已经“拉开了栓”。除了吃喝拉撒，他们也像常人一样会生病，而且是“一病俱病”：一个感冒了，那几个跟着也就感冒了，这样全家“五大人” 得立马抱起“五福娃”到医院去。2006年5月12日，“五福娃”中的老大“贝贝”突患“不完全肠梗阻”住进了开封市儿童医院，我身上带的600元钱，第一天就花去了500多，第二天我就抱着孩子回家了……

　　五福娃的困境不仅仅是奶粉问题。于是，我开始继续“上诉”，给国家民政部写信，也给其他有关部门写信呼吁，试图就全国比较普遍的“多胞胎”问题，给我们这样的“多胞胎”家庭要个“补助”政策。

一个真实的多胞胎世界

——“多胞胎之父” 楼时伟谈多胞胎家庭

　　文/李秀平

　　楼时伟：《杭州日报》首席记者。1990年5月3日，“杭州单家的四胞胎要去无锡看望出生不久的李家四胞胎兄弟”，他作为记者随行采访这次四“龙”四“凤”史无前例的相会。孩子们的可爱憨态触动了他的心弦，从此，他和多胞胎家庭结下不解之缘。

　　16年里，一直关注全国各地多胞胎家庭这一特殊群体，先后采访过全国各地多胞胎家庭近百家，收集了各地三百多家的多胞胎照片和资料。随着采访不断深入，在他的眼里，“多胞胎的出生”不再是趣闻。多年间，他为多个多胞胎的成长设计了人生路并为50多个家庭寻求了捐助。他被媒体和多胞胎家庭亲切地称为“多胞胎之父”。

　　16年间，由于从未间断对多胞胎的关注与关爱行动，楼时伟成了屈指可数的“多胞胎”问题专家。2006年5月13日，带着多胞胎的成长等问题，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非“绿色”多胞胎占七成

　　记者：近几年来，与多胞胎有关的新闻特别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多胞胎出生率上升了？

　　楼时伟：通过十五六年采访，我收集了很多资料，也接触了不少多胞胎家庭，从中了解到的情况正是这样。

　　说到这里，我有个背景要交代。1991年，我写文章报道双胞胎的时候，浙江的贝因美公司刚起步。我就和他们商量，让他们为三胞胎以上的孩子资助米粉。他们一听吓坏了，说全国该有多少。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说美国有个西林定律：每98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双胞胎；每7921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三胞胎；每704969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四双胞胎；每62740241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五胞胎……

　　按这个定律算了一下，不是特别多。1992年，贝因美公司在《中国妇女报》等中央级报纸上登启事，承诺无偿给三胞胎以上的孩子提供奶粉。结果，铺天盖地的求助就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多。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帮了400多个家庭，提供了50多万元食品。

　　我从报纸上看到，仅深圳妇儿医院，1999年到2000年两年里，就有200多对多胞胎出生。

　　记者：我们了解到，多胞胎的增多，其中有“人为”的因素。就您的了解看，“自然”和“人为”生育的多胞胎是个什么情况？

　　楼时伟：我把自然生育称为“绿色生育”。我接触的国内300多个三胞胎以上家庭，三胞胎、四胞胎比较多，五胞胎全部成活的只有四家，六胞胎还没有全部成活的先例。

　　多胞胎中，一小部分是“绿色生育”。我接触过的浙江嘉兴一户姓丁的人家，女方的两个姑姑是双胞胎，祖辈也有双胞胎，她生了四胞胎。还有的是“莫名其妙”就生了多胞胎。我在采访的时候，总会问到这个问题，有的人算半天都想不出自己家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育症经过药物治疗后生了多胞胎和试管婴儿。这可能就是你说的“人为”的情况。据我了解，这种情况下生育多胞胎的比例占70%.

　　记者：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后一种情况吗？

　　楼时伟：这种情况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很多夫妻结婚两三年以后没孩子，夫妻双方不断求医，特别是女方，经过不断的药物治疗往往容易怀上多胞胎。

　　“试管婴儿”也会出现多胞胎的情况。比如，我们当地一家医院比较早就开始为那些输卵管有疾患的妇女进行人工授精。据了解，人工授精胚胎成活率不高，往往会把多个胚胎植入母体供筛选——出现成活多个的情况后，有的人会通过关系一次保留两三个，一般保留两个的多。

　　多胞胎一再降生寒门

　　记者：通过采访，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多胞胎似乎喜欢往穷人家跑。这是为什么呢？

　　楼时伟：山东和河南两个省多胞胎特别多。1998年8月，在山东荷泽，20天之内就有两对多胞胎出生。

　　多胞胎生在农村家庭的特别多，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从我手头的资料来看，生在富裕家庭的多胞胎很少，只有一个温州老板生了多胞胎。

　　记者：在这些多胞胎家庭，还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吗？

　　楼时伟：他们的烦恼非常多。他们也有他们的快乐，但说不上“多子多福”。

　　他们的快乐，是过了一定的年限后才会有。比如，杭州的四胞胎姐妹，今年18岁了，她们一起参加了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1996年，她们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表演的节目为《人体复印机》），家里人非常高兴。我是一天天看着她们长大的，从（她们）出生到现在，这个家庭经历了特别多的烦恼。她们小的时候，他们家到处是尿布，小鞋子一箱子一箱子的。后来，（她们）慢慢大起来了，我和她们父亲开玩笑：“你熬到四个女婿上门多不容易！”

　　因为她们家庭困难，我一直给她们成长想办法，甚至做了些“策划”。她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进了杭州艺校。艺校快毕业时，她们的父亲又来找我，说想送四个女儿当兵，我和《文汇报》记者就去采访，我写了《四胞胎想当兵，不爱红装爱绿装》。南京某部队的政委看了报道，通过审查，接收她们去当兵了。她们这次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就是南京军区选送的。

　　记者：这些家庭有哪些共同的烦恼呢？

　　楼时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不少家庭也生四五个甚至更多孩子，但孩子是“阶梯状”来的，多胞胎是“一起”来的。你到多胞胎家庭，就会发现一个共性：又吵又闹。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这个推，那个打，这个哭，那个闹……父母亲就跟消防兵一样。

　　另外，多胞胎生理缺陷多，出生后死亡一两个是常事。1996年，河南商丘一户人家生了五胞胎，我找到医院院长的时候，已经只有3个孩子了，两天以后又一个孩子“走”了；一些孩子由于先天不足经常生病；个别家庭孩子存在智力方面的缺陷。

　　政府尚无多胞胎养育政策

　　记者：通过这么多年的调查，您认为“人为” 多胞胎有那些负面影响？

　　楼时伟：“人为”多胞胎不符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样的事情不值得提倡。我手头有份资料，是2002年4月15日的《中国人口报》的报道，说河北沧州的五胞胎并非自然受孕，是使用了促排卵药物的结果。有人提出质疑后，很多媒体代表公众指责这种做法。

　　记者：但是，目前计划生育部门对这一问题没有加以限制。您认为原因何在？

　　楼时伟：对“人为” 多胞胎，计划生育部门很难控制。我认为只能控制（多胞胎）药物流通。从报纸上看到，这种药物都是通过私下渠道获取的。

　　记者：据了解，民政部门还没有出台针对多胞胎特别的福利政策。大量“人为”多胞胎的出生，真假难辨，是否会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出台呢？

　　楼时伟：针对这个问题，我曾采访过民政部有关人士，通过了解，民政部门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民间有个说法“多胞胎国家来养”，是个错觉，一些人把社会爱心捐助当成国家给的福利了。

　　据我了解，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有的单位会有“土政策”。以杭州为例，市区的三胞胎、四胞胎家庭，一般来说，父母双方单位各负责一个孩子的生活费用。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为养育多胞胎，台湾一位四胞胎的母亲和一位六胞胎的父亲先后“过劳死”，台湾民众为此呼吁制定对多胞胎福利法。您所了解的境外和国外这方面的福利政策是什么样的？

　　楼时伟：我从杭州一个家长那里了解到，香港有这方面的制度。一个杭州嫁到香港的女性在香港生了多胞胎，香港政府每月给每个孩子5000港币抚育费，他们一家生活无忧。

　　我还没有其他国家福利政策方面的资料。但是，多胞胎越来越多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最高胎量只有六胞胎，从我手头一份资料看，美国等国家已经有了七胞胎、八胞胎，甚至十胞胎，而且多胞胎的数量越来越多。1980年到1997年，美国的多胞胎出生率上升了42%。

　　有人乞讨，有人靠自己

　　记者：多胞胎的生存状况严峻，我刚刚采访过河南的四胞胎母亲许勤英，现在正带着四个孩子在北京乞讨为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楼时伟：不能提倡乞讨！我认为天大的理由，也不能这样做（激动地）！我接触了这么多年多胞胎家庭，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都有。

　　河南一户姓杨的人家生了四胞胎后，孩子还在暖箱里，我就和贝因美公司带着慰问金和米粉去看望他们。现在几个孩子有几岁了，前几年，发现媒体报道他们在乞讨，后有听说福建一个大老板生了怜悯之心，为帮助他们，把他们接到了福建，但没过几天就闹翻了。后来，又听说这对夫妻跟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官司，起因是四个孩子在草地上玩的照片被放到楼盘广告上了。

　　前几年，安徽一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带着三胞胎到杭州“找孩子的父亲”。她把车骑到报社找我，我给她联系了2000块钱米粉的捐助。不久，她到了武汉。那边有记者写了报道发来，题目叫《三胞胎万里寻父是谎言》。“寻父”，竟然是个策划。

　　我很反对利用多胞胎做这样的事情。多胞胎家庭都很穷，但很多人做得有骨气。我报道过一个杭州三胞胎：一个打工妹生了个三胞胎，取名孙忆、孙杭、孙州，和起来叫“忆杭州”。这对夫妻非常勤劳，他们靠社会捐助的一万块钱开了个小店，我每次去都看到他们忙得满头大汗。

　　多胞胎家庭面临很大困难，但大都能冷静对待，走上街头的很少。2002年8月，歌手毛宁复出那次，在南京参加的“非常周末”活动，就是全国12家多胞胎的聚会。其中，（举办方）邀请了河南一个多胞胎家庭。这个家庭，母亲是个初中生，经常和我通信，家里非常穷，连买酱油的钱都没有。她在信里给我讲了个故事：“孩子们长到好几岁，还不知道娃哈哈的滋味。看到一个孩子喝娃哈哈，我一个孩子抢人家的喝，我把孩子拉过来就打了两巴掌，告诉他再穷再苦也不能这样做人。”这两巴掌，打得我非常震惊。

　　南京有个三胞胎家庭也非常典型。报纸报道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冷落下来了，因为生活困难，夫妻俩就下海了。现在，他们做打印机耗材有了自己的公司。这位三胞胎的父亲对我说的一句话非常好：“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千难万难只能靠自己。”

　　国外称多胞胎家庭是“灾难性家庭”，度过难关，我认为要靠政府，更多地是要靠自己。

　　附录：

呼唤多胞胎社会保障体系

　　郑先生是楼时伟说到的南京那位三胞胎的父亲，对四胞胎乞讨同样很震惊。

　　2006年5月17日，他在接受采访时，首先提到的就是社会保障问题：“河南四胞胎家庭上街乞讨，牵涉到社会保障问题。针对这个特殊群体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几乎全靠自己去努力。我们的民政部门应该针对多胞胎有些救助。”

　　应本刊的邀请，郑先生讲述了自己成功度过难关的故事——

　　我的三个孩子1991年出生，我和爱人的祖辈都有双胞胎，可能是显性遗传吧。当时，我们两口子在同一家国有纺织厂工作。当时，工厂效益好，厂领导讨论决定每月给我们补助50元，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后来，因为贸易摩擦，厂子出口产品受影响，效益一天不如一天。我们的日子本来就困难，这样一来就非常困难。

　　孩子刚出生，我就找过管社会救助的民政部门。问过不少多胞胎，也都没有受到过救助。

　　1995年，孩子们已经上幼儿园了，托儿费成了难题。我们有点积蓄，刚开始每个月往里贴钱。我意识到积蓄贴光了，很快会出问题，必须打破每天上班下班的生活另寻出路。这样，我和爱人就一起辞职了。

　　所有人都很同情我们，但我们知道只能靠自己。

　　我受过高等教育，学的东西没用上，从工厂出来后，做的是给电脑灌墨水的事情。一天背着个包到处跑，灌一次墨水挣个十块二十块的。很不容易，但我一直很努力。我天天想同一个问题：今天不干，晚上回来吃什么？

　　后来，我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吃饭都成了问题。但我们借钱做生活费，从头再来。

　　因为家里有多胞胎，我非常关注这个群体。多胞胎家庭是个弱势群体，几个孩子一来，什么都乱了。不是单纯物质上的，还有心理上的问题。心理上，有一个适应期——焦虑呀，就像突然破产那样。家里有了多胞胎，要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度过最初的难关，情况就会好转。

　　据我了解，许多家庭和我们家一样，初期很困难，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熟悉的一个家庭，孩子小的时候，米粉发霉了母亲把霉点挑出来，还是要喂给孩子们吃；父亲白天上班，晚上修车，一个人打两份工。现在，情况好转了。

　　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再难也不要忽略对孩子的疏导教育。他们是个群体，很容易融合到周围环境中。我们很注意教育孩子“怎样走出困境”，我常常对三个儿子说：“我们要过得像正常人家一样，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从来没有救世主。”

　　现在，郑先生的孩子们已经15岁了。据楼时伟介绍，他们是三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他们中的两个在潜心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考”，一个在入迷地练击剑。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