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一对夫妻，丈夫一直在杭州市打拼做生意，妻子留在台州老家带孩子。后来，夫妻离婚，妻子向法院提出要求丈夫从双方结婚之日开始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补偿共计19万元。法院适用民法典中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判由杨先生补偿齐女士1.5万元。

　　这起案件的判决引起了网络热议。很多人觉得少了，3年多，才1.5万元，算起来每个月才500元。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并不是女方只拿到1.5万元，而是在分割共同财产之后，比如，200万总资产，一人分得100万后，男方再补偿1.5万元。

　　01 职场失能风险被高估了

　　给与补偿的理由之一，是“职场失能”风险。

　　职场的进阶，当然是需要积累的，但是，客观地说，大多数人，不仅仅是女性，终其一生，仍然只是在从事一份工作，而不是拥有事业。这是职场金字塔规律所决定的，也很正常。

　　实际上，从财产与职场两个方面，夸大全职太太的风险，暗含了一个不合逻辑的假定：一个女性，精明能干、高学历、高素质，所以，她有着很大的潜在收入与职场前景。但是，她做了全职太太后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素质、技能，丧失保护自己的能力。最终，她失去了所有。只有这样前后矛盾的假设，才能推出一个极大的损失。

　　实际上，在真实生活中，有素质、有能力的女性，即便在全职太太阶段，也不会脱离社会，她会阅读，交朋友，哪怕从孩子妈妈群中，也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更何况，她还有亲人、同学、校友、前同事，甚至自由职业的职场网络。在硬币的另一面，一个因为低素质、低能力而无法保护自己，并在全职太太阶段丧失自己一切社会功能的女性，其潜在收益，本来也并不会太大。

　　以上只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从女性宝贵的青春和时间等精神价值而言，另当别论。

　　02 家务补偿否定了婚内无限经济义务

　　以原来的婚姻法的原则为基础，如果把家庭比作公司，家庭是一家无限责任公司，有两个股东，都需要用自己的全部经济能力，来对家庭尽义务。不管夫妻经济收入有多大的差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都是享受家庭总收入一半的收益，无需愧疚，无需补偿。

　　总结一下，就是婚姻中的经济关系，就是“出全力、分一半、不索偿”。

　　这就在法律上，把两人在经济上完全绑定在一起。这既利于保护婚姻中经济弱势的一方，也符合婚姻为了延续下一代所需要的稳定性之目的。所以，“出全力”与“对等受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逻辑上是严密自洽的。

　　一旦要求补偿，这就意味着打破了这种完全绑定。

　　女方当了家庭主妇所产生的成本，就不再属于“出全力”的范畴，而是一种超出的义务，应该被另一方面补偿。这就意味着，家庭这家公司的两个股东，不再是“出全力”，而只要求“尽到合理范围的义务”。

　　那么，丈夫下井挖煤，一年挣40万，妻子在家做家务，后来，发生事故，丈夫落下残疾，夫妻感情破裂，诉讼离婚。这时，如果女方要求家务劳动补偿，认为自己对家庭的义务是有限度的，那么，男方对家庭的付出是不是也该是有限度的呢？他用命换来的钱，该不该和女方共有呢？还是说，以同样的逻辑，既然女方要讲合理付出，那么，男方一年给到家庭10万，就已经是承担了合理开支，尽到了对家庭的合理义务了呢？然后，再给妻子一个月2000块的家务劳动补偿？这个时候，婚内财产共有制度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需要指出的是，家务劳动补偿，并非只针对女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补偿的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所以，法律在做出这一规定的时候，仍然维持了性别平等的大原则。所以，妻子对家庭的义务是有限度的，这一点对男性也成立。

　　03 婚内债务的有限背书

　　有趣的是，当下社交媒体上那些试图保护女性、捍卫女性利益的舆论声音，本意是希望婚内财产制度更进一步地倾斜女性，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结果，促进了婚内财产制度上，男女的进一步独立，或者说分割。

　　现行《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2017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二的第24条，进一步细化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对外原则上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例外的情形只有两个，一是债务合同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夫妻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这个规定，倾向于共同债务的认定。

　　不过，这个规定引发了大量争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才又做出了一个修正，规定了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的处理原则：“共债共签”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一方所借的“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一方所借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是共同债务，除非债主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婚姻内的债务，也开始向着更强的独立性转变，意味着，妻子（丈夫）只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丈夫（妻子）的借贷背书。这个逻辑，与家务补充是相通的，即，妻子只需要在合理范围对家庭做出贡献，家务劳动是过度付出，需要补偿。

　　04 婚内财产共有制度一直在不断弱化

　　1934年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还没有婚前财产的概念，规定的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是因为彩礼是售卖女儿的重要支付形式。到了195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这时仍没有明确的婚前财产的概念，只是规定：离婚时，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就意味着，男方没有婚前财产的概念，而不管是其婚前财产、婚内财产，都要以照顾女性以及子女的原则来分配。

　　1993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这就是所谓的结婚8年，夫妻所有财产共有制度。

　　2001年，婚姻法再次做出了调整，废止了部分婚前财产转为共同财产的规定。现行的婚姻法规定，婚前属于一方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延续的时间而改变其所有权性质。也就是说，不管婚姻关系存续多少年，结婚前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永远属于丈夫或妻子一方的财产。更重要的是，这一版的婚姻法还规定，夫妻双方也可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由此可见，婚内财产一直在向着越来越独立的方向发展。有限度的婚内债务背书，有限度的家务劳动贡献，进一步推进了这个过程。

　　05 有限责任股东

　　家务劳动补偿、婚内债务有限背书，都意味着，家庭不再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体，不再是无限义务，妻子或丈夫对家庭只有在合理范围内的经济义务，是两个有限责任股东。

　　这是对婚姻制度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种斤斤计较，看似在保护女性，但本质上是更倾向于个体保护，最终，就会把财产完全从婚姻中剥离掉。婚姻的经济意义会更少，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婚姻，作为一种个人经济制度的解体与消亡。婚姻也将变得更加纯粹。

　　从婚姻法的历史演变，到最新的共债共签，不难看出，这个趋势一直存在，也必将存在下去。这很合理，也很公平，也是女权主义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