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是一部关于小市民的故事，它的主人翁，是一群国民政府中的科员，而这些小人物的烦恼，也无非是老婆、孩子、办公、升官、外遇……如此等等。“烦恼”不如“痛苦”浪漫――不至于死人；然而“烦恼”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比之“痛苦”，更加难以摆脱，它不会轰然摧毁人的肉体，但却会一点点侵蚀人的灵魂。
　　这种关于小市民烦恼的记录，今日读来也并不陌生，八十年代中期，池莉、方方、刘震云等年青小说家的“新写实”便是以之为主题。不过老舍毕竟是前代的作家，《离婚》的创作与“新写实小说”已经相隔五十余年历史。时代的分割使《离婚》明显不同于今日的新写实小说，最显著的，是作品主人公老李贯穿全文的知识分子式人生思索，这种思索展示了老李从理想主义者向小市民蜕变的心理历程，同时也不乏作家主体的批判意味，这便与新写实小说家刻意追求的纯客观叙事手法大相径庭。然而两个时代的作家却同样表述了庸常人生的中琐碎烦恼，这种的历史循环于是上升为某种象征，某种永恒的概括。在老舍众多的作品中，《离婚》中的内容是最为平淡的，但这平淡今天读来却更加沉重――“月牙儿”的命运也许在一个新制度到来后就会发生变化，然而尘世中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的命运则似乎永远也难以改变。
　　小说开头出场的人物是张大哥：
　　老舍用了少量的篇幅，划出张大哥的漫画像，介绍他的生存之道。在老舍的笔下，张大哥是北平人的生存典范，于是张大哥在作品中便成为一个时代社会背景的象征――“张大哥”是老李这个与社会似乎格格不入的人周围弥漫的“空气”：这空气并不是要毁灭老李，而是要同化他；老李在这空气中觉得窒息，但却终于没有窒息，甚至渐渐觉得这空气自有它的馥郁芬芳――这正是小说所要表述的至大悲哀。而老李为北平社会所同化的过程，便成为了小说的中心主线。
　　小说第二部分张请李到家中吃饭时的一段关于婚姻的对话，鲜明地显示出两种人生观念的对抗。老李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张大哥则一心想劝老李不要离婚――这段对话驴唇不对马嘴，极富喜剧性：
　　这是一番“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话，然而理想没能战胜现实，“诗意”抵挡不了“涮羊肉”的热力，于是在张大哥满怀热心、自说自话的情形下，老李半推半就地由着张大哥将自己乡下的家眷接到了身边，从此真正陷入了世俗化的小人物生活之中。
　　在小说情节的进展中，老李不断与世俗化进行着斗争，然而似乎又屡战屡败：他首先为张大哥的涮羊肉所征服，接来了乡下的那个不够体面的妻；然后在儿女的绕膝之乐中感受到“张大哥的快活”，在邻居老太太的关照中，“觉得生活美满多了”[1]；他觉得“自己担当养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两个孩子，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假如不是十分伟大的，工作”，为了可爱的家庭而将自己“卖给魔鬼”、“忍受着那个怪物的毒气”，“因儿女而牺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与自由”，这都是值得的。“把自己的平衡暂时的苟且的保持住”，虽然是难堪的不是味的，可是，“没办法。还是忘了自己吧。”
　　在这些内心的冲突中，第三部分关于清晨西四牌楼之行的记述，是很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是极为精彩的一段。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加分析。
　　老李不断批判着面前污浊的社会，然而在世俗的物化生活中他又不断向“张大哥”式的生活认同，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说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世上不是没有脱离凡俗追逐理想的精英，但却是芨芨可数，众多的“老李”并不在其中。小说最后安排老李“弃官归隐”，当然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然而如此的结局，却脱离了整篇作品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线索，损害了对人物命运悲剧性历史深度的挖掘，是作者“与社会对抗”理想的浪漫主义发挥。幸好老舍并未言尽于此。
　　老李回乡下做什么呢？教书吗？种田吗？读到这里，受众便觉出小说最后一句话的深意了――“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这是张大哥断言，是一句近乎宿命的预言。从全篇老李心理的发展轨迹来看，他的回乡，不过是又一次浪漫主义的碰壁罢了，永远正确的张大哥，还是会永远地正确下去。
　　老舍在《离婚》中展示的悲哀，便是庸俗社会学胜利的悲哀；而在老李身上所体现出的矛盾，正是老舍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矛盾。小说中并未如当时的革命文学那样开出一副药方，因为人生中最平常的无奈反而是无药可医的，它沉淀在民族文化甚至是人类文化的最底层，难以根除。然而将这无奈展示在人们面前，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暂时得以清醒，也许对他们反省自我也不无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