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用合乎法律程序要求取得的证据，才能证明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罪；必须承认，通过法律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审理是一种“历史还原”，法律无法还原全部事实，只能以有限的证据证明部分事实，并以此为据决定刑罚。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不同意在刘涌讨论中，那种事实上否定法律程序作用，认为它“羁绊”正义到达的观点。没有法律程序保证，只会有暴政的肆意，私刑的泛滥，何以奢望普遍的正义？

　　看待事物需要历史感。历史进步不是呈时间线性的，进步有时在一跃中完成。最近几年，在司法制度完善和公众法律意识提升两方面，中国法治建设显露出突破迹象。历史地看，这是刘涌案改判并引发大讨论的内在原因之一。

　　毋庸否认，三年前，沈阳公安部门对刘涌等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多项刑事犯罪的侦查，存在重大瑕疵。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刘涌的终审判决中，将死刑改为死缓的重要理由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在侦查过程中存在逼供情况”。8月29日《东方早报》D4版报道，刘涌在一审庭审中，称曾坐过“老虎凳”，“两脚已肿到大腿根了”，对此，公诉人无法否认，只是反问“后期不是改善了吗”。这表明在对刘涌等被告的侦查中，刑讯逼供问题确实存在。沈阳公安部门采用的“侦查手段”，仅仅在三年后即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是司法实践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提醒所有的执法机构，无论在多么特殊的案件中履行职务，都必须依法行事。它还题外暗示，既然《刑法》已确认刑讯逼供为犯罪行为，继续刑讯逼供者下一步可能比较普遍地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有网民、读者、法学家、实务工作者、新闻评论员的积极参与，传统媒体和网站关于刘涌案的讨论正向纵深进展，已深刻地触及到了司法信息披露、辩护律师作用及职业本质、传媒与司法关系、法学家作用及限制等重大话题。

　　在密切关注刘涌案讨论的进展同时，笔者始终认为，看待刘涌案改判，不能脱离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根本保证的朴素立场。任何人未经合乎法律程序的审判，不能认定其“罪大恶极”，更不能言说其“不杀不平民愤”；只有用合乎法律程序要求取得的证据，才能证明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罪；必须承认，通过法律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审理是一种“历史还原”，法律无法还原全部事实，只能以有限的证据证明部分事实，并以此为据决定刑罚。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不同意在刘涌讨论中，那种事实上否定法律程序作用，认为它“羁绊”正义到达的观点。没有法律程序保证，只会有暴政的肆意，私刑的泛滥，何以奢望普遍的正义？

　　有一点确定无疑，在司法信息披露方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的终审判决书语焉不详。刘涌案讨论中，不少参与者不质疑改判的本身，而是追问它的理由；一些参与者怀疑改判存在非法律因素，重要原因也是判决书没有说服力。公众拥有对于国家司法活动的知情权。但愿此次讨论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比较一致的批评，促进各级法院在司法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革，如一些参与者所说，“让人民看到事实清晰、严密论证、法理透彻的判决书”。

　　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律师执业的社会价值是受当事人所托，为当事人辩护。如果不让律师发挥平衡力量，正义同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刘涌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案件，由于在庭辩以外，施用了“上书”等方法，田文昌律师在大讨论中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尽管如此，律师在辩护活动中竭力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职业操守，应该受到尊重与提倡。与田文昌律师“上书”行为一样，陈兴良教授等法学家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对刘涌案改判发挥了作用，也在大讨论中引起了较大争议。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一段时间以来，就一些有争论的案件，法学家们经讨论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判决。也许随着中国司法的进步，今后法学家们有继续发布“意见书”的权利，但将不再影响法院独立审判，和“民愤”等其他因素一样。

　　笔者认为，现阶段客观上，递交“专家论证意见书”这类行为是对媒体关于刘涌案报道的平衡。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未经司法审判，刘涌已经先被媒体“定罪”。它不是媒体独立调查的结论，而是媒体对侦查部门提供材料的采信。至今，中国多数媒体司法报道的特征是，把公、检、法均视为权威部门，全面采用它们提供的材料和观点，跑口记者“拎到篮子里就是菜”，编辑部习惯于“义愤填膺”。要为中国司法进步提供推动力量，中国媒体已到了改革传统“政法报道”套路的时候。

　　道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历史地看，在多个方面，刘涌案大讨论将推动中国司法进步！

　　袁幼鸣